——在剃、剪与蓄中摆荡的政治肉体

作者：讳言、Excogitare

责任编辑：小黑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头发与人的身体的密切关联，上古传说中，头发作为一种生命的代替品可以成为祭祀中活人的象征，《吕氏春秋·顺民》记载“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汤“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与此类似，但在今天更广为人知的，可能是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这种观念其实可以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问几个身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现代中国人，就会发现：身体的某些部位可以被用来指代生命或灵魂进行巫术咒诅的观念仍在被他们的父母传递给他们，或者他们也还在向自己的下一代传递，比如叮嘱孩子“要把自己剪下来的头发收好，别被人偷拿了”等等）。儒家文化中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身体伦理，头发作为伦理与规则在身体层面的表征，被收进一套文化象征秩序中去。对头发的重视自然意味着失去头发的屈辱性，所以古代刑罚中就有剃掉头发的“髡刑”，《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乃髡钳季布，衣褐衣”，这就是在说对季布施以剃光头发的耻辱刑。

一般认为，在明清易代的过程中，满族男性保存了北方女真族的剃发留辫习俗，在战争中也将这个习俗强加于其他被征服民族，皇太极继位之后要求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剃发，清军每到一处，便要当地人不分老少一律剃发。随着对明战争的日益扩大，剃发的范围也逐渐扩展，最终剃发这一习俗和两个王朝之间的战争形势，不同时段降清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由于剃发令一度废止，导致先期归顺者已经剃发，后来投降者则不用剃发的状况出现），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等等政治因素都纠缠在一起，普通百姓也难免因为剃发问题成为了王朝战争之间的政治牺牲品。据说在常熟，“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明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颈”。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这自然导致了强烈的社会恐慌心理：“福山数十里遗民，不剃发则惧清兵，剃发又惧明兵，尽惴惴焉不聊生矣。”到了顺治二年，多尔衮接受一些降清汉官的建议，“剃发令”再次在全国推行，有时不惜以极其血腥的方式强迫民众剃头梳辫，多有将拒绝剃头的百姓头颅割下示众之举，也因此反向激发了“辫发”作为满族恶政的象征，唤起了大量汉人反剃发和反满的起义，最终在历史记载中留下了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著名事件。在这里，头发不再是单纯的民族风俗，而是作为政治冲突、民族认同的符号在身体层面的表达。“剃”与“蓄”的矛盾在整个清朝延续下来，并被太平天国运动所激活。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历次“剃发”“蓄发”冲突的顶峰，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写道:“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不许剃头，留须蓄发，复中原古制”和“应知乃祖若宗并非胡种，自当蓄须留发，脱去妖形”等说。太平军颁布“蓄发令”以政治命令来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甚至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会予以严惩。这似乎只是一次历史的反扑，同一个故事以相反的方式重演，不变的是“辫发”风俗背后的政治意旨，和其难以拔除所导致的暴力悲剧。行文至此， 这一段头发与政治的纠缠史，其主要的直接影响对象还是男性，女性的形象是隐没在历史地表之下的。

晚清以来的近代中国因为内忧外患的尴尬局面而被迫重新锚定自身在世界的地位，也由此产生了被抛离世界的恐惧，而“天朝上国”地位的破灭也使发辫失去了神圣光晕。辫发成为西方人称中国人“半开化”的一个标志和证据，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留学生，他们的长辫子被戏称为“豚尾奴”、“拖尾奴才”。对现代化的渴望推动了剪辫的进程，维新派便将剪辫作为破除旧俗和社会启蒙的一部分，与强国强种联系起来。康有为指出:“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也就是说留发辫是一种不兼容于现代生活的习俗，在生产生活军事诸方面都会带来不便，这时维新派大力推崇男子剪辫和女子放足，正是为了救亡图存这一最高目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随之颁布《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直斥蓄辫是清朝的罪状弊端，并且立即禁止蓄辫。但是有趣的是，相比之下，对女性剪发的接受有着很大的时间差和空间差，时间上比男性要晚十年左右，空间上则表现为不同地域接受程度差距极大，上海比起内地要更早接受女子剪发。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早在1903 年发表的 《女界钟》中，金天翮便喊出了提倡女子剪发的“第一声”：“今四方志士知识进化，截发以求卫生，吾以为女子进化亦当求截发始”，但是结合历史语境可知，金天翮的“截发”呼吁指向国族富强的目的，并非以女性自身的权利为着眼点，而金天翮“截发”的号召似乎也并未对晚清女学生产生实质影响。民国初年，随着男性剪辫，女性也兴起了一股剪发潮，但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度不满，以至于政府出面制止。当时社会舆论对于女性剪发的驳斥或许可以部分地追溯到男女有别的礼教观念中去。在古代中国，男性与女性都留长发，不同点在于男性一般会束发或者戴帽，而女性的头发却需要打理成各种样式，在行动上远远不如男性轻便。发式不同是男女有别的身体标志之一，男女有别则容易分辨，近代女子剪发渐成风气后，反对者即以此为依据大呼不可：“男子剪发，女子蓄发，为区别男女最好的标准。假如女子将男（发）剪去，岂非男女至于难分，雌雄至于莫辩。”1921年7月8日，成都警厅发出《严禁妇女再剪发》告示，声称：“剪发实属有伤风俗，应予以禁止。”于是在民国就出现了非常吊诡的局面——出于文明和便利要求男性剪发，但同时却禁止女性剪发。 这时候的女性依旧只是强国保种宏大梦想下的“国民之母”，部分先进的妇女运动也往往由男性主导推动，一旦民国政府从行政层面对女性的自发需求进行禁绝，诸如意识到“剪发”会导致“伤风败俗”和“国将不国”，背后的真相就展露出来。

“五四”前后，女性人格独立问题才被真正提出。蔡元培在《女子问题之大解决》一文中提出 : “要造成完全人格，男女一也。”强调“女子者，国民之一，国家所有，非家族所私有，非男子所私有，具完全人格也。”1918年《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专号”将“娜拉”这个争取独立生活与人格的女性形象介绍到了中国的知识青年中，随之引起了关于爱情的讨论、关于婚姻的讨论、关于生命意义的讨论等等，“剪发”问题也被重新提出。《论妇女们应该剪发》、《我对于妇女剪发的意见》等文章也陆续被刊登，其中主要指出剪发在卫生、便捷、人格保存、女性权利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在此之后《民国日报》成为了讨论“剪发”问题的重要平台，很多女性甚至在报刊上提出剪发的“女子自决”口号，很大程度上是女性在对自身身体主宰权上争夺的先声。但与男性剪辫不同的是，女性剪发缺乏必要的政治因素 “(一) 无政治的压迫，(二)无满清的刺激，(三) 欧美的妇女没有剪发”。当时毛飞提出要 “脱开欧美，小视东洋（日本），邀合全国的姊妹们，做一个世界上剪发的新提倡”，主张中国应在剪发方面引导世界，但这样的呼吁毕竟是虚弱的，总体而言，女性长发的形象即使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是非常稳固的。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段历史中看见女子剪发作为革命精神的符号被识别。北伐战争中，国共双方各自提出了妇女运动的方针，为剪发和国民革命的结合创造了条件。1926 年3 月18 日，发生了所谓 “三一八惨案”。

以上证词的真实性与否很难确证，但当时很多人都相信这种攻击是有目的性的，杨春洲说， “当时的女学生都留有长发辫，只有少数进步分子敢于革命，剪去辫子，她们正是反动派所最忌恨的人”。培良说 : “剪头发的女人是共产党。” 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头发的革命是极其艰难，极其残酷和血腥的，对于女性更是如此，但是女性前辈们从未放弃。 剪发的女性用她们的短发时刻宣告这勃发的革命精神，她们用被钳制的身体反过来做出自己的反抗。

最近，一则关于抗疫前线女护士集体剃发的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事情大概起源于“每日甘肃网”官微发布的一条关于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消息，其中的医护人员为了在抗疫工作中行动方便，集体剃去了头发。这些姑娘中，既有９０后，也有即将结婚的准新娘。该事件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官方发布的视频当中，一个个奋战在前线的女性面对着缓缓扫动的摄像头，显现出的竟是一幅幅伤心流泪的面孔。

剃发视频中女医护人员泪流满面

这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质疑： 这些女性在剃发过程中是真的如官方所宣称的那样是自愿的吗？ 为什么视频中男性没有剃发，剃光头真是必要的吗？接着就其他方向进行了联想和引申——在拿女性剃发作为正能量宣传的同时，为何没有相应地照顾到一些女性医护人员的正常生理需求（生理期、产期等）？

这波舆论热潮虽然由甘肃的事件引发，但其实早在１月２７日，就有武汉当地某女医生，为了工作方便穿戴防护服而自愿剃去了长发，后来又有多家医院也陆陆续续地发现了这一方便的做法。就在今日，一则＂不来武汉一辈子不会剪的发型＂组照再一起掀起了武汉医护人员为了工作和医疗方便而剪发的热潮。

首先，我们应该澄清， 在这一剪发过程中，并非仅仅是女性参与了剪发。 据笔者了解，不仅湖北的女医护人员，支援湖北的男医生，其他各地坚守的医护人员中也有男医护人员参与了剃发。如山东也出现过济宁某男护士自愿剃发后，其他同事（１名男医生和４名男护士）纷纷效仿的报道。

来自山东的男医护人员为工作方便而自愿剃发

所以，男性其实在该事件中事实上是参与了剃发的，但另一个问题却依然不能打消人们心中的疑问—— 剃光头是真的必要的吗？ 从＂不来武汉一辈子不会剪的发型＂这则消息中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医护人员更多的是剪短发而非是直接剃秃头，而前面提到的出现在山东的医护人员虽然称得上是“剃发”但看起来也没至于剃成光头。诸如病毒在头发中是否具有传染性，在头发中可以存活的时间是否长到足够能进一步传播，其载量是否可以感染，以及头发长度跟病毒载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根本还在争议之中，没有任何研究证实＂光头＂行动的实际作用。甚至剃光头的行为本身，也只是可能方便戴一次性医用帽（但也有网友提出光头戴帽子反而不舒服或不稳定，或者直接质疑为什么不直接改进医用帽的设计？）。

至于武汉剃发的女医护人员是否自愿的问题，网络消息所传也是众说纷纭，难辨真假。但先不管各种事实版本的真假，有一点是显然的： 医护人员作为个体的意愿被国家宣传的“女英雄”形象和部分论者所塑造的“被压迫”形象完全地淹没了，当下我们最缺乏了解的，恰恰是在该事件中，前线医护人员对该剃发事件具体而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很复杂的，不是单一向度的）。 能产生价值的恰恰在于真实生活那不可化约为简单普适公式的具体而粗糙的细节，而不是对某种“宏大叙事”或刻板印象的套用。毕竟，所谓的“女英雄”可能有其被英雄光环所覆盖的难言苦衷，也可能在自己自愿的热情和勇气被网友说成是“被侮辱”时产生难以言说的尴尬。

网友两种不同的说辞

让我们暂时将视角放远，再次回顾历史——女性剃光头确实曾经是社会主义战时传统的一部分。毛泽东曾于1919 年这样说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 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川陕苏区妇女武装是重要的妇女解放实践，这里成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此之前，女性就有了各种对于入伍的渴望，1926年12月，革命军校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次招收了183名女革命军人。出于对革命的炽热和对男女平等的急迫要求，这批中国的第一代女兵并不满足于把头发剪短，部分女兵甚至索性把自己剃成了光头，以标榜与男学员的“真正”平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妇女剪发甚至剃光头在近代是重要的革命象征，到了妇女独立团中更是如此。

综上可见，革命女性在“剃光头”问题上的实践并不是完全均质、平滑的，她们有她们的悲伤与不解，也有她们的骄傲和主动性，这些既是泛政治化的、受革命话语覆盖的，也是当时形势下可理解的一种结果。

回到今日，我们似乎能看出某种同样的机制推动着女性被“剃光头”，但不顾历史条件且仅仅在形式上模拟革命传统，滥用战时状态的身体符号是令人反感的。 尤其是甘肃官方发布的这条以苦情戏码为主导的女医护人员的剃发视频，在镜头语言和宣传内容上都充满刻意和造作，强行以“国家-个人”“公-私”二分来制造张力并以此为重点进行所谓的正能量宣传也是让人不适到了极点。而如果单从医务角度看根本不必剃光头发的话，更是让人觉得在行政命令下强制摆拍的嫌疑很重。将视角放宽一些，我们便会发现，该消息有选择地隐去了同样剃发的男性，而非要凸显女性为了抗疫工作牺牲自己“美丽”的形象，可是在其他更多场合里媒体却往往有意无意地隐去女医护人员作出的贡献，除非这些贡献和牺牲与家庭婚姻等相连。在这一系列传媒宣传构成的语境中，女性似乎仅仅被视作是社会工作中的附属品，并被强行捆绑于“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上，似乎需要女性作为宣传工具时就可以拿来随手使用渲染悲情和神圣感，不需要时就可以丢回能力、贡献低男人一等的地位中，这种将女性的身体随意征用作为战时状态的宣传符号的机制和惯性，未免令人感到生硬和野蛮。

微博网友们提及的被迫剃发的女性们

这一次的消息和视频，与其说是对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赞美和歌颂，不如说是暴露了社会观念尤其是宣传惯性中对女性个体们真实需求和体验的不以为意。更何况，进行这种＂苦大仇深＂的“正能量”宣传的同时，为何不花成比例的精力照顾一下例如在生理周期和产期的女性的并不特殊的＂特殊＂需求？毕竟目前一线的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中女性的比例非常高，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卫生巾和安全裤等女性的＂特殊＂需求就显得是毫无特殊的普遍＂刚需＂了。我们希望官方对一线女性的关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尬宣＂视频上，而应该从物质条件和个体精神两个层面，给她们更实质性的帮助。

人的身体从来不是纯自然的生物有机体，它必定浸泡在社会的各种权力和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语境下头发这一身体部件与各种象征意义的纠缠，而“剃发”这一行为也随着每一个具体的时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各有其真实、复杂的含义。另一方面，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立场也会对剃发的行为或形象投以含义不同的凝视，给出不同的解读，甚至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利用这一符号。 但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征用女性的身体制造供人凝视的奇观，不是被这一奇观卷入某种貌似神圣的激情，也不是为了反对这一淫秽的激情而去制造镜面相反的奇观以将人们卷入另一种貌似神圣的悲怆，而是要看到每一个女性具体而复杂的体验，看到她们各不相同而又普遍的需求，以及许多许多我们尚未看见的人的真实体验和共同需求。